《流浪地球》里有这样一句对白，“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大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害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2022年6月，全球陆地地区出现了自1850年代末人类有系统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温度，干旱、野火、暴雨和洪水席卷北半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普通人的距离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
2022年年末起，澎湃新闻推出《我们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距离》专题，通过鄱阳湖大旱、重庆山火、长江口咸潮等极端气象现场的走访，记录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是怎么样影响并改变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
黄来援的家在江西鄱阳县油墩镇的荻溪村，与西河北侧的圩堤相邻。西河是鄱阳湖四大水系之一，起源安徽东至，途经鄱阳县，最终注入鄱阳湖。
2020年7月8日，一场已经持续了三天的暴雨，致使西河水位猛涨，洪水戳穿圩堤，吞噬了黄来援家离圩堤12米远的五层小楼。洪水退去后，他将新房选址在距离圩堤25米远的地方——自家的两亩地中，这片土地距离西河最远。
新房共有三层，一层是高4.5米的地下室，放置建房余留下的材料和修农机的设备，二层和三层是黄来援夫妇和四个孩子的卧室。新房一层的墙面用剩余的油漆边角料涂抹而成，颜色深浅不一，楼梯没安装扶手，房屋外靠墙立着木材和木梯，处处展露出尚未完工的痕迹。
黄来援的妻子余国员说，新房的建造成本更高，“更有安全感”。新房的墙面由混凝土和钢筋砌成，而过去是用红砖砌墙，简单涂抹一层水泥。地基也比原来垫高了4米，高度和西河圩堤持平，下面埋藏着多根直径2米的水泥排水管，用来排除洪水过后的地下积水，而非只用混凝土做地基。
此刻，已是2022年10月中旬，身材娇小的余国员穿着草绿色的九分裤，和一双大了两码的黑色帆布鞋。她按了按空出了半个拇指长的鞋尖，说，这些都是妹妹和弟媳送的，两年前的洪水带走了他们的全部家当。
两年过去，洪水带来的影响尚未消退。到了每年的汛期，余国员早上起来第一件事都是查看天气预报，关注汛情。但她没想到，“抗旱”、“气象干旱预警”成了两年后手机通知里常出现的字眼。
2022年6月下旬以来，受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和无有效降雨的影响，长江流域出现罕见的汛期反枯。在此影响下，长江中下游主要支流之一鄱阳湖提前百天进入枯水期。
江西省气象局的资料显示，自2022年7月12日江西部分会出现重旱以来，截至10月30日，重旱已持续111天。
这也代表着农作物将面临缺水、受旱减产，甚至枯死的命运。而住在丘陵地带，距离河流流域较远的村民，也将面临生活用水短缺的处境。
往年，从农历7月到腊月收割时节，黄来援经常凌晨三四点钟就听见有人敲门，扯嗓子喊：“修机子”。忙起来，他要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甚至是天亮。黄来援经营着一家汽修店，依靠维修农机维持生计。
黄来援在家门前修农机。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伍惠源 摄
但在2022年，到了丰收时节，黄来援感觉来修农机的人少了，竟想不起来上一次熬夜修农机的日子，这也意味着这一年农户对于收割机的使用率会降低。在他印象里，自从端午节下过一场雨，油墩街镇已经四个多月没有过一场真正的降雨，只是偶尔下一点不用打伞的毛毛细雨。
“久旱无甘露”，往往意味着稻田由于缺水，可能面临绝收的窘境。往常一部分修农机的农户会在稻子收割卖了钱后，再给黄来援维修费，2022年他预计，“收不了稻子，维修费（回款时间）要拉长一点。”
余国员在新房的后面种了几分地的蔬菜，这一年从6月初开始，没有有效降雨，她从家里的水井挑水给菜地浇水，赶上10月份“大收割”，她要帮衬黄来援的修农机生意，拧螺丝、找扳手，没时间给菜地浇水，蔬菜的根茎软塌塌地耷拉着，逐渐干透。
黄志刚是黄来援的堂哥，也是油墩街镇的种田大户。2021年正月起，他和邻村的好友李求选一起承包了220亩地，种植一季稻。大多数时间，家住荻溪村的黄志刚负责荻溪村的60亩地，住在板桥湾村的李求选照看山上的160亩地。
同样，由于持续性缺少降雨，他们位于山里的160亩水稻在6月初进入稻苗的根、叶生长的关键时期，就出现了缺水的情况。距离上一次降水过去半个多月的时候，李求选倍感焦急。
往年，每当4月份进入鄱阳湖的汛期，降水会逐渐增多。李求选印象里，每年到了六七月份，油墩街镇每隔10多天就会迎来一次降雨，但2022年不太一样，“去年（2021年）山里的地都没用（水泵）抽蓄水池的水，光靠雨水和打开一两个蓄水池的排水口就够用了。”
蓄水池位于山里田地中，储存了汛期的雨水。李求选解释说，山里小一点的蓄水池有7到8米深，八个排水口，能管50亩地；大一点的蓄水池能管七八十亩地，有10到12米深，十个排水口。6月初，他第二次施肥的时候，将蓄水池的排水口打开放水即可，但到了6月中下旬，排水口已经干透了，需要把水泵放在蓄水池里，依靠发电才能抽上来蓄水池底部仅剩的1米多高的水。
同时，由于持续的高温，蓄水池的水蒸发量大，水位以每天五六公分的速度下降。
李求选听说，有种粮大户到鄱阳县莲花山水库花了五千元买水，能管田里一个月的用水。但他在山里的地距离最近的流域西河五公里远，不具备引水条件。
进入7月份，水稻孕穗期是水稻生长快和需水多的时期，水分不足，影响幼穗分化，造成穗短小、粒少、空瘪粒多，继而影响到水稻产量。此外，每次水稻施肥，田里都要有一层水，使化肥融化后再被水稻吸收，否则容易将作物烧死。
为了节省蓄水池的用水，李求选由原来三到五天抽水灌田一次，改成了八天抽一次水。田干得太厉害，一亩田要灌三个小时水才能缓过劲儿来。
李求选靠脚感知田的干旱程度：“如果泥巴粘脚，还能坚持五六天。如果脚上什么都不沾，说明水快干了，再过两三天就得抽水。”
他通常在深夜抽水，因为白天太热了，水蒸发得快，水泵也吃不消，已经烧坏了三个。到了该抽水的日子，他下午4点多去往田里，头戴矿灯，穿上套鞋，脖子上挂个外套，为了防范野猪，再拿一根棍子上山。挨到第二天早上9点，水泵运转时间太长该休息了，他再回家睡觉。
一个晚上，李求选把潜水泵放在蓄水池里，让四到五个潜水泵同时作业，再把水管一字排开。
由于山里的田高高低低，抽水灌田的时候，需要有人不断地移动水管，确保水都浇在了“刀刃上”。每晚，李求选都要在田里来来走上四公里，“水泵之间隔着一公里，每小时都要移动一下。”
到了2022年6月中下旬，眼见蓄水池快要见底，李求选才决定“不顾大面积，只顾小面积”。先保蓄水池旁边的30亩地有水，放弃了更远处的70亩地。“管了的每亩还能有五六百斤收成，能回本……不然全部都会。”
夜深人静的时候，田里只能听到水泵“咕嘟咕嘟”的嘈杂声，和李求选蹲在田头看短视频里其他种田大户抱怨“种田不容易”、“粮食价格太低”的声音。
深有同感的时候，李求选会“扑哧”苦笑一声。为了谷子能多卖点钱，他会等谢家滩镇的车来拉。“谢家滩镇的车来拉，一斤谷子一块六分，但我们油墩街镇自己送货，只给九毛六分。”
“我知道山里的地不好种，但便宜。”李求选说。他们在荻溪村的60亩承包地，地势平坦开阔，靠近西河，每年租金440元/亩。但山里的160亩地，每年租金只要200元/亩，其中长满杂草和树木的40亩荒田，前两年不收租。
尽管如此，这一年投入的近21万元的成本还是收不回来了。9月中下旬，到了收割中稻的时候，往常中稻产量达1100-1200斤/亩的田，2022年平均产量不足300斤/亩，其中近70亩中稻绝收，220亩中稻的收成仅13万元。
黄志刚和李求选给每亩地买了11元的保险，但保险公司只能赔付240-260元/亩，就算加上政府给的旱灾补贴，损失还有四万多元。李求选几次三番去到镇上找保险公司说理，他转述保险公司CEO的解释：“今年（2022年）旱灾影响大，我们顾虑不了（那么多），也不是只赔偿你们一两个人，一两个乡镇。”
一年又白忙了，黄志刚靠抽烟来排解烦闷，他一天要抽两三包烟。抽烟时，还要尽量避开家里的孙辈。儿媳妇黄桂芳开他玩笑：“承包三年，一年遇上洪水，一年遇上旱情，你这个人不带财。”
承包种田之前，黄志刚和李求选是工地上扛水泥的搭档。2004年，李求选在浙江的橡胶厂做工时，右手卷入滚动机，落下残疾，只能干力气活。后来在油墩街镇的工地上，他负责“扛”，黄志刚则负责帮他卸货。
2020年，黄志刚承包了荻溪村家门口的50多亩地，经历了播种、施肥，秧苗刚长到矿泉水瓶那么高，7月份，就遭遇了洪水。秧苗被淤泥、沙砾、碎玻璃等杂物压着，倒在地里，逐渐腐烂，土壤糊烂得一只脚去，拔出来时鞋底带着一层烂泥，不少地都种不出稻子。
当时，农业保险还没有在油墩街镇普及，黄志刚也没有购买，亏损了近两万元，这中间还包括七千元的化肥、130元/亩打田的人工费和种子、除草剂等费用。而在经历了洪水后，农业保险才开始在油墩街镇畅销。
黄志刚说，第二年之所以和李求选合伙去山里种田，承包下李求选家所在的板桥湾村的160亩地，就是想着距离河流流域较远，地势比较高，不容易遭遇洪灾，“可谁能想着遇上旱灾”。
洪水至今在黄志刚的家里还留有痕迹，一层客厅经过了重新粉刷，但卫生间的墙面上还留有一道黄线，客厅中央墩实的木制桌子经过洪水的冲刷，一碰到就会晃动。
洪水还带走了黄志刚停在黄来援家门口的三轮车，还有他和儿子的两辆摩托车。黄桂芳记得，洪水来临水位最高时，高出家里二楼地面十公分。那是2020年7月8日下午4点多，“突然就停电了，一楼的水没过了大腿，全家人都在把东西往三楼搬，小朋友都在搬。”
而在当天下午3点多，黄来援隔着窗户，看到地面出现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窟窿，洪水喷涌而出。他立刻喊楼上的余国员和孩子往外跑，他和孩子都穿着拖鞋，只嘱咐妻子拿上了手机和身份证。
紧接着，他们一家人站在离家几百米远的高地上，眼看着家门口180平方米的大棚垮塌，村民送来维修的货车在洪水里翻滚，房子倾斜、下沉，直到消失在洪水里。
2020年7月12日零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22.53米，超过水位尺最高红色标记——“1998年洪水位22.52米”，这标志着鄱阳湖水位突破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黄来援家被洪水吞没的房子是2015年开工、2018年建好的，几乎花光了夫妻俩做农机维修近10年来攒下的全部家当，还欠下20万外债。
原本就有妇科疾病的余国员，受到洪水的打击，难受得嗓子说不出话，身体健康情况变得更糟。那年7月13日，她把孩子送到妹妹家，和丈夫离开安置点，去到上海做妇科手术。手术费自费一万多元，大部分钱都是亲戚、同学、朋友每人一千、五百转账给她凑的。
压力大的时候，黄来援时常失眠。余国员记得，7月底，回到学校的安置点，夜里两三点，睡不着去看他，他床上没有人。学校很大，她一连好几天都找不到他，“后来他自己回来了，问他去哪了，也不说线月，洪水已经消退，即将上初三的女儿和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准备开学，他们才从安置点搬去了余国员侄子还没装修的新房暂住。房子里没有家具，连墙皮都没有。黄来援用木板钉了一个小房间，放了两张从安置点搬来的双层铁架子床，和一张给孩子写字的桌子，就成了他们临时的家。
洪水退去后的一个多月，黄来援大多数时间都在清理倒塌的房屋下遗留的废墟。黄来援用绳子吊着石头，测量被洪水穿破的窟窿的深度，“足足10米深，我家地下被冲出了一条‘湖’”，他们花了5万块钱雇人用水泵把“湖”抽干，再用挖掘机清理房屋的废材，在很远的地方打捞回被水泡过的轮胎、收割机。
在水泥块和沙堆里，他找到了几块柜子的木板，但被裹在被子里放在里面的、妻子结婚时的项链、手镯找不到了；一同丢失的还有账本、结婚证、孩子的准生证……
家里的菜地过去种着辣椒、茄子、豆角、红薯，但泥巴被洪水冲跑，田地被沙砾压得喘不过来气，只剩下几分地能种作物。一家人大多数时候只吃米饭，靠亲戚送的一些蔬菜、南瓜度日。
政府给了他们家十七万元多用于灾后重建，刨除用料，他们还欠着泥工、木工、水泥硬化师傅的工费。
2020年12月26日，新房刚建好一层的地下室，他们就搬了进来。刚开始没建厕所，要走很远去用别人家废弃了的厕所。2021年的春节，已经结婚的大女儿和在外打工的大儿子都没有回家，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床和被子。
房顶是2022年上半年盖好的，“还好去年（2021年）冬天没下雪，不然雪花都能飘进来”，余国员说。她在三楼的孩子房间顶部搭了一层篷布，但下雨时，露天的楼梯口还是会漏雨。
洪水过后的半年，夫妇俩都在忙于建房，无暇经营农机生意。直到有村民的农机坏了，找上门来，他们才买了一些工具，继续做农机维修，生活一点点有了起色。
但洪水对于家人的影响并未消退。余国员印象里，2020年9月升入初三的小女儿变得敏感，不再做作业，“叫她学习，她说没有桌子怎么写。买书买本，都没有钱。”后来，小女儿没考上高中，去了景德镇的一所职校。
远在新疆打工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当地彩礼普遍三四十万，余国员想着，“儿子找到比较合适的，我们去借钱，再慢慢还。”
已经63岁的黄志刚肩上的担子也并不轻快。白天忙完了田里的农活，晚上九十点钟，他和妻子在昏黄的灯光下编竹篮，一晚上他们能编20个小竹篮或4个大竹篮。小竹篮卖六元一个，大竹篮卖20元一个，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来村里收。
尽管现在黄志刚每年能领取一千多元的养老金，但他始终不肯闲下来，因为这些钱远远不足维持家庭一年的开支。2018年，他家建了现在的三层新房，还有十几万的借款没有还清。黄志刚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儿子在浙江做水电工，三个孙辈都在老家念小学、初中，儿媳妇有时去鞋厂兼职打工，更多的时间需要接送三个孩子上学、辅导功课。他希望趁着自己还能干得动，“再挣一点，减轻儿子养家的压力。”
面对2022年种田的亏损，他平淡地说：“你去种可能有收成，但你不种肯定没有收成。”
李求选46岁，家里有两个孩子，24岁的大儿子在嘉兴电子厂打工，小女儿在油墩街镇的学校读高二。
女儿每次回家都问李求选：“是不是要赔很多钱？”李求选每周给女儿两百块钱生活费，女儿高中的报名费和托管班住宿费每学期要6600元。起初，他不同意女儿住3500元一学期的两人间托管班，但老师告诉他，女儿成绩好，考个二本没问题，但学校宿舍的八人间，洗澡排队就要一两个小时，没办法休息好。
“我和老婆的钱分开用，她的工资攒起来给儿子娶媳妇用，我赚的钱管两个小孩和家里开支。所以我女儿很在意（收成）。”李求选说。
他的卡里只剩下一万多元，“如果今年（2022年）不亏的话，我能存七八万。”在电话里，他经常嘱咐儿女：“平常要存钱，老爸老妈不能保你一辈子，要顾实际生活。”
旱情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收入，还影响到了日常生活。李求选家没安装自来水，依靠十多米深的生活水井洗澡、做饭。由于干旱，水井里也没有水，李求选每次洗澡都尽量控制在两三分钟以内，吃饭去靠近河边的母亲家吃。在九江做服务员的妻子回家一趟，也需要把换洗衣服送到李求选妈妈家洗。
也因为家里没水，女儿以前每个周末回家住，现在只回家拿两件衣服就走了。李求选过去还会在家里磨豆腐，但是现在井里没水，也做不了。
儿子和他的交流更多一些，但每次儿子给他打电话，他都在田里。儿子得知他成宿都在田里抽水太累了，劝他下一年不要种了。他都会先应承下来，计划先坚持到女儿高考后再改行。但留在农村，有什么比种田更合适的工作？他还没考虑好。
目前，他家生活井里的一点水是从邻居家引来的，因为邻居家靠近一处小的山泉，井打了二十多米深，又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实在没水了，李求选就接一根水管从邻居家的水井引水过来。
至于要不要继续承包种田，他和黄志刚都还没考虑好。他找村里管事的人商量，如果把蓄水池的面积扩大、挖深，把泥巴清走，把河沟挖深，再遇到旱情，或许还能多支撑一段时间。
2022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51岁的黄来援身着迷彩工作服，挽着袖口蹲在家门前的空地上修理农机，炽热的阳光把他的后背烤得发烫，但他干得很卖力。
截至2022年10月31日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跌至6.84米，创下历史最低水位纪录，干旱还在持续围困着鄱阳湖地区。
黄来援有些迷茫地望了望天，他不知道干旱将持续多久，不远处那片因为洪水而荒废的土地上还堆放着政府拉来的防洪沙袋。他想着再攒点钱，在新房前面搭一个修车的工棚，逐渐走出旱涝的阴霾。
